我的大伯李元顺

       我的大伯李元顺生于1904年，卒于1972年，享年68岁，老红军，高级干部。他的一生有很多传奇故事，是陕北闹革命的缩影，发扬革命传统的典范。
      大伯李元顺 ，1932年参加革命闹红，搞土地革命，地下串联等工作。听父亲讲：大伯有年去横山送信，中途遇土匪，他把信藏在腋下，只被搜走银钱，没发现密信。土匪怕他们报官，把他们几个都绑了串在一起后，丢在原地走了。大伯当初年跟南路上来的绿枪会学过法，就念解带法，绳子松了，他把手抽出来，给大家都解开的，别人问你怎么能挣脱了，他回答是土匪没绑紧。       1936年12月大伯在中共延安特区委员会苏维埃政府的延安县赤卫军大队特区（五羊川）支队任支队。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各级政权，维护地方治安，锄奸反特，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1937年5月后为了中共中央首长和国际友人的给养安全，成立了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门（具体称谓不详）也就是后来的光华农场。他负责给中央首长和国际友人的早餐配送，那时候对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很严密，为了安全给养只有他一个人负责专人专供，持有特别通行证，亲自送到首长跟前。当时从马家湾早上四五点钟起来亲自挤奶裝入瓦罐，用腊封口，他自己赶一头骡子，驮两瓦罐牛奶就出发了，一路护送到中央首长的门口，勤务兵拿进去。用腊密封是一是为了保鲜，二是防止别人投毒。当时在送给养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据原兰州军区，卫生部，姜恒民部长（光华农场成立后的医护人员）在兰州的老战友相聚时讲：1938年，李老的老婆有病了，抓了三付中药，李老为了不耽误给首长们送牛奶给养，把三付中药一次熬好，他去送牛奶给养了，老婆起床喝了，差点把命送了，药量太大，三付分三次喝，她一次性喝了，那能受得了。当时，白求恩在延安，她是干部家属，中央首长让白求恩赶快抢救，要不是伟大的國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的救治，当天就被药死了。      我大伯每天的首要任务是中央首长的给养，那个时期牛奶产量少为了首长的营养保证，所以特供。直到1939后光华农场成立这才给保育院，伤员供给。我大伯的儿子和我二爸的儿子都在保育院上学。那时的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门冬天也种蔬菜，不像现在大棚，那时是在窑洞土炕上种，用灶火加温的方式保持土壤温度。种有黄瓜、洋柿子（西红柿，）等绿色蔬菜。
      听我父亲李元发说，他在农场当上副场长后还感化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那家伙是农场放羊的，隐藏得很深，接到命令搞破坏，就给水井里投毒，后又告诉我大伯说各为其主，他给水井投毒了，你是好人，对他们太好了他不能害你，你不能喝那里的水了。然后，这个特务自杀了，我大伯赶快让工作人员把水井封了，避免了一次中毒事件的发生。
     1950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被按排在西安。國家冶金工业部西北办事处，任主任。（中央真属单位，不归陕西省管辖）。在这期间又打掉了一敌特组织的情报站，是他们机关灶房的炊事员。刚解放，有很多敌特组织潜伏下来，我党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特行动，当然是秘密进行。大伯感觉炊事员不对劲，就利用他当年锄奸反特的经验，安排刚进机关的小青年，胡吃海喝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还偷灶房的东西，慢慢的和炊事员拉进关系，得到炊事员的信任，给提供些不重要的资料给他，暗中监视他的动态，最后发现这家伙把发报机藏在灶房灶坑底下埋藏了，来了个人脏并获抓捕了。
      国家冶金工业部在兰州设办事处，当时中层领导大都不愿意去，50年代后期兰州还很落后，生活，交通条件都不好，和西安没法比。我大伯主动提出去兰州任职。这也是当年随他从西安到兰州的部下讲的。他们中有当时年青知识分子，一直跟随他几十年到西北冶金兰州办事处（中央直属企业） 他说：李主任一贯作风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特别低调，国家给的合理待遇，他都谢绝不要，专车退回，晋级也一次次让出。他总是说国家给他的待遇足够了，他是工，农干部，文化低，把好条件给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让他们好好发挥，好好去干工作。为什么说，要给他配备专用，一是他级别够乘专车的资格，二也是兰州当時交通交条很差。小轿车都发到兰州了，配一名家在兰州的司机随车到兰州。他却叫把车退回去了，考虑到这司机为能调回兰州盼了多年，就把人留下了。      据他长孙李茂当讲，他当初到兰州子弟学校读书，爷爷经常被学校邀请来讲革命故事，讲的很生动。他问爷爷为什么你上台从不拿稿件，还讲的那么好 。爷爷回答，那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斗。爷爷对我要求很严，从不让我用家里电话和坐那对沙发，他说这是国家给他配备的，我无功无德不能享用。到兰州为给我落户口，爷爷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权，按相关规定，排队审报等了两，三年无果。在甘肃省上开老红军，老八路，高级领导干部会议时，见到了他当年延安的战友，叫王耀华。人家已经是甘肃省委副书记，兼兰州市委书记。问我爷爷有什么困难？我爷爷告诉他正在为孙子的户口等待着，人家特批后就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王书记说李老，今后有啥困难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安排部下去办，老同志为革命辛辛苦苦这是必须办。
     大伯退休后经常有当初的老部下、战友过来探望，人家年轻有知识，职务都比他高，但都非常敬佩他、尊重他。
      据本村在兰州工作过的范晓发回忆，他那时候经常去探望李老，看家里需要出苦力的活，他们好帮忙，经常去的咱村王占福和他三大，叫李斌，他六十年代是甘肃地质局五处处长，也是49年前参加革命的。还有李茂春在兰州热水瓶工作（老家沙沙沟村）。休息日，过大节都经常去，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也常见省上，市里的领导来慰问他，在李老去世的追悼会上，省委秘书长坐小车过来，人挺年轻，他是代表省委省政府过来主持追悼会的，代表省委、省政府致悼词。记得追悼会来了好多人黑压压一片。鞠躬献花。李老是个大好人，经常告诫我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多为国家出力。
      大伯一生为国家，只求奉献，不求回报，为了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经历了闹红，土地革命，到全国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把好事让给别人，把苦活难事自己扛。1972年在他病重期间，组织上来探望，他对领导讲：我去世后，我们家属提的任何要求都不能答应，国家给的配置，沙发，电话，打字台，台灯等全部交回去。我的家属没有资格享受。说这话时，孙女李爱兰也在场。后经治疗无果在兰州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逝世。家属尊重他的遗嘱，把国家给他的配置全部缴回了，没有给组织添麻烦。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人生的一座丰碑。它不仅是一种宏伟的气概，刚健的风骨，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怀、情操，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人格力量的支撑，更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境界，是许许多多陕北红军的缩影，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值得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