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嘉德教授:从技术到路径,粒子放射治疗如何影响肿瘤治疗格局?
在肿瘤治疗不断迈向精准化的今天,质子与重离子治疗逐渐从科研前沿走入临床实践。然而,从全球应用规模来看,粒子放射治疗仍属于相对小众但快速发展的技术路径:截至近年,全球累计接受质子或重离子治疗的患者已超过40万例,但在全部放疗患者中的占比仍不足10%。
作为参与建设全球第三家、中国首家质子重离子医院的专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原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副院长陆嘉德教授,在跨越美国、新加坡、上海,最终落地广东佛山和祐医院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
他反复强调:“质子重离子是治疗肿瘤的利器,但绝不是神器。”在和祐医院,陆嘉德教授的目标并非止步于单纯引进一台高端设备,而是致力于在华南“再建一座质子重离子的高地”。他更关注的是,从分子影像到精准放疗,从临床研究到转化医学,再到多学科协作(MDT)下的整体诊疗流程建设——一套完整而持续运转的诊疗体系,才是质子重离子治疗的灵魂。

从“单点技术”到“整体体系”:和祐的破局之道
在陆嘉德教授的理念中,真正影响患者长期获益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放疗手段,而是基于精准分层的整体治疗策略,以及外科、内科、影像、病理与放疗之间稳定而深入的协作能力。
这也正是和祐医院肿瘤诊疗体系建设的核心逻辑。
在和祐医院,质子重离子不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放疗科室,而是整体肿瘤医学版图中的一环。2026年5月,和祐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首间质子旋转机架治疗室已完成交付。在此前已实现系统出束、并于2025年12月获批“重离子放射治疗系统”配置许可证,这也意味着中心整体建设正逐步由设备与工程阶段,转向临床准备、规范化流程建立及研究转化阶段。
这是和祐医院质子重离子放疗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不仅包括后续临床运行前的质量控制、治疗流程验证与多学科协作体系搭建,也包括未来围绕质子重离子治疗开展临床研究、适应证探索及转化医学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这一节点的意义,并不止于一间治疗室的落成,更在于和祐医院临床研究体系的真正启动。
按照国家监管要求,粒子放射治疗设备在正式开展常规医疗服务前,必须完成严格的注册临床研究。这意味着,从设备交付到患者获益之间,还存在一个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转化过程”。
“只有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这项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医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停留在工程层面。”
也正因此,和祐医院在这一阶段的重点,并非单纯“投入使用”,而是同步推进多学科协作机制、治疗流程标准化以及研究队列建设,让质子重离子诊疗从起步阶段就深度融入临床决策体系。
体系初衷:让复杂病情回归清晰路径
当体系搭建的蓝图逐渐清晰,其最终落脚点依然是患者的实际获益。和祐这套“体系化”的建设,其核心理念在于“让复杂病情回归清晰路径”。
从放射物理学与放射生物学角度看,粒子放射治疗确实具备明确且已被充分验证的优势。其核心在于典型的“布拉格峰(Bragg peak)”剂量分布特征,使射线能够在肿瘤靶区集中释放能量,同时显著降低远端正常组织的剂量暴露。在此基础上,不同粒子类型还呈现出显著差异:质子的相对生物学效应(RBE)通常接近光子(约1.1),在降低正常组织受量方面优势显著;而碳离子等重离子由于线性能量传递(LET)更高,其RBE可达2–3倍,对低氧、放射不敏感肿瘤具有更强的细胞杀伤能力。
这些物理与生物学特性,决定了两者截然不同的临床定位。质子治疗更适用于儿童肿瘤、颅底肿瘤及需要严格保护关键器官(如脑干、视神经、心脏)的特定患者,有助于在保障疗效的同时降低长期毒性;而碳离子则对肉瘤、腺样囊性癌等低氧、放射不敏感肿瘤具有更强杀伤力,尤其在既往放疗失败后的再程治疗场景中,能够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部分临床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分层治疗的价值。例如在复发鼻咽癌的治疗中,部分研究显示碳离子治疗在特定人群中展现出优于传统治疗的生存获益,并显著降低了致死性并发症发生率;在恶性脑胶质瘤的治疗探索中,质子或联合碳离子治疗也显示出延长患者中位生存期的潜力。这些数据提示,在经过合理筛选的人群中,粒子放射治疗能够在现有治疗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局部控制率。
但需要强调的是,“更强的生物学效应并不等于更广泛的适用性”。根据国际专家经验估算,在所有需要放疗的患者中,约70%仍适合光子治疗,约30%可能从质子治疗中获益,而真正需要重离子的患者比例在10%左右。这些“物理与生物学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遍的临床获益。
因此,在真实临床路径中,手术、放疗、系统治疗(包括化疗、靶向与免疫治疗)之间的合理排序与衔接,才是决定患者结局的关键。多学科联合诊疗(MDT)不再是形式上的协作,而是围绕患者获益展开的决策机制——通过充分沟通,将不同专科的优势转化为可执行的整体治疗方案。正如陆嘉德教授在采访中所强调的:“粒子放射治疗真正需要回答的,从来不是它是否先进,而是——它有没有正确用在对的病人身上。”
这也正是和祐医院着力构建诊疗体系的初衷——强调精准的“筛选”与“分层”。依托与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的深度合作及院内多学科联合诊疗(MDT)机制,和祐致力于将分子影像引导的生物学评估,与手术、药物治疗、放疗、康复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整合,旨在构建基于整体策略的规范化诊疗路径。
从上海到和祐:中国粒子治疗的“体系进阶”
回顾中国粒子放射治疗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后发加速”特征。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前人的经验,中国在起步阶段,就将包含人才、设备、运营体系在内的全体系搭建早早纳入了整体规划中。
根据陆嘉德教授回忆,2009年,上海启动质子重离子项目建设;2014年6月,中国完成首例碳离子治疗;2015年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此后十余年间,相关技术逐步从单中心探索走向多中心布局,累计治疗患者规模已达数千至近万例。
但在陆教授看来,这一过程的关键,并不在于设备本身。在2014年前后,中国几乎没有具备成熟经验的粒子放射治疗团队——无论是临床放疗医师,还是医学物理师,都需要从海外引进并完成本土化培养。以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的首位外籍雇员、全球粒子放射治疗领域权威Michael F. Moyers教授为代表的一系列人才队伍,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系统是跑不起来的。”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逐步完成了从“设备引入”到“体系建设”的跨越,包括临床流程建立、物理剂量验证体系、人才梯队培养以及临床研究体系的同步搭建。
这一过程,使粒子放射治疗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人才、规范与研究能力的系统工程。
而当这一体系逐渐成熟之后,临床问题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
不再是“有没有这项技术”,而是——如何在真实临床场景中,把它用对、用好。
陆嘉德教授曾亲历了这一从“0到1”的过程,完成了临床流程建立、物理剂量验证及人才梯队培养。而如今在和祐医院,他正在推动的是从“1到N”的体系进阶。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同时布局质子与重离子一体化治疗设备的医疗机构,和祐的建设不仅意味着区域内高端放疗资源的补充,也为未来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推动粒子放射治疗循证医学证据积累提供了新的平台。
粒子放射治疗的下一阶段,不再是“有没有”,而是“用得是否足够好”;而一家医院的竞争力,也不再取决于“是否拥有技术”,而在于是否能够围绕患者,构建一套让技术得以合理、规范运用的体系。
从上海到和祐,这一跨越,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像是中国粒子放射治疗发展阶段的一次映射:从技术落地,走向体系成熟;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能力。
而在这一过程中,陆嘉德教授所尝试回答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当技术已经足够先进,医学,应该如何继续向前。

(来源:薄荷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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