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税：以经济学智慧引导公共健康消费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起“3by35”倡议，呼吁在2035年前全面推行针对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的健康税，将其实际价格至少提高50%。这一倡议背后，是全球卫生系统面临的多重挑战——非传染性疾病占全球死亡总数的75%以上，国际发展援助缩减与公共债务攀升双重挤压卫生预算。健康税作为税收政策与公共卫生的创新结合点，正通过经济杠杆引导消费行为、优化产业结构、补充卫生资金，成为应对全球健康危机的重要工具。

　　税收政策与公共健康的互动是双向赋能的过程。科学的税制设计不仅能引导公众减少不健康消费，还能扩充财政收入，为公共卫生事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持;而更优的公共健康水平，能降低医疗支出、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扩大税源税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这种良性互动，让健康税超越了单纯的“惩罚性税收”定位，成为连接个人健康选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桥梁。

　　一、正在进行的实践探索

　　健康税(Health tax)是指对人群健康有负面影响的产品所征收的税。健康税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价格信号矫正市场失灵与认知偏差。这类税收针对烟草、酒精、含糖饮料等对健康存在明确负面影响的产品，其本质是将不健康消费的社会成本(如医疗支出、劳动力损失)内部化。研究显示，若将上述产品价格一次性提高50%，未来50年内可避免多达5000万例过早死亡。从实践来看，健康税已在全球形成广泛探索：截至2024年，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烟草税与酒精税或类似安排，我国通过烟叶税、消费税等形式参与其中;近110个国家和地区对含糖饮料征税，逾4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高盐、高脂肪等食品开征专项税。

　　二、对公共卫生的大力支持

　　健康税对公共卫生的支撑，通过“三重效应”构建起完整的治理体系。行为改变效应最为直接，英国实施阶梯糖税四年后，成年人通过软饮料摄入的添加糖减少三分之一;墨西哥的含糖饮料税让糖尿病高发区域的南部贫困州受益显著，心血管疾病住院率将下降7%。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供给侧改革，英国政策实施前，饮料行业已重新配方超过半数产品，实现“预防性改革”;挪威对高糖产品征收高于普通食品的增值税，使其成为欧洲加工食品平均含糖量最低的国家之一，证明持续的价格信号能重塑整个食品供应链。财政再分配效应更是构建了健康促进的良性循环，菲律宾规定烟草和酒精税收的85%用于全民医保，数年后医保覆盖率从62%跃升至92%;匈牙利“公共健康产品税”年收入约7000万欧元，专项用于体育设施建设和学校健康餐饮补贴，让税收直接转化为健康资源。

　　三、存在的问题与争议

　　然而，健康税的推行仍面临三大核心争议，这些争议并非对政策的否定，而是完善设计的关键切入点。公平性质疑是最尖锐的批评，反对者认为低收入群体在不健康商品上的支出占比更高，健康税具有“累退性”。但静态分析忽略了动态获益——英国糖税实施后，低收入群体的含糖饮料消费下降幅度是高收入家庭的两倍，健康改善带来的长期收益远超过短期税收负担。有效性边界争议聚焦于“替代效应”，即消费者可能转向未征税的高糖零食或自酿酒精，但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含糖饮料税的替代效应通常小于10%，而消费减少的主要效应是其3-4倍，“漏损效应”被明显夸大。伦理困境则围绕“家长主义”展开，自由主义者认为健康税侵犯个人选择自主权，但行为经济学揭示了“有限理性”的现实，个人“自由选择”往往受认知偏差影响而偏离长期利益，健康税实则是“自由家长主义”工具，它不禁止任何选择，只是让不健康选择的真实社会成本更加透明。

　　从全球实践来看，健康税的价值不仅在于降低有害消费、筹集卫生资金，更在于展示了经济学智慧、税收政策与公共卫生需求的深度融合。它以最小的行政干预成本，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社会形成健康共识，在不牺牲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构建起支持健康选择的社会环境。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健康税有望成为支撑公共健康的重要支点，让每一份消费选择都能兼顾个人福祉与社会公共利益，在经济发展与健康保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